北京“厕”写：1.4万座公厕的变迁史

对厕所的厌恶，也许是全世界最广泛的共识。公共厕所，更是个充满尴尬和矛盾的空间。这里充斥着文化中对排泄物的抵触和恐惧，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容易被激化，平常不被察觉的社会问题亦无所遁形。

北京有逾1.4万座公共厕所。通过这些局促的公共空间，或能管窥城市发展过程中，一些人们甚少去直面的角落。

被嫌弃的角落

北京较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，可溯源至上世纪50年代。1949年后重建，以及彼时各地青年进京支援建设，都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带来剧烈变化，公厕作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，也是其中之一—纵然这个角落经常因为难登大雅之堂而鲜少被谈及。据地方志记载，50年代，北京为解决城市环境卫生问题，取缔了大部分露天厕所，而后统一建设简单砖墙结构、无隔挡的沟槽式公共旱厕，也称作“官茅房”。

早期的胡同里，民宅多自设户厕，但因其时户厕卫生条件欠佳，市政管理部门又于六七十年代间，陆续填平大量胡同户厕，并以街坊公厕取而代之。当时，早晨、睡前上厕所经常需要排队，邻里之间借此相互寒暄打发时间，“开会”谈论社会大事。有建筑师形容，当时的公厕空间成了集体生活的一个象征，以简约和功能主义作为设计主调。

随着技术发展，70年代中期，市区里大部分的旱厕改为水冲式公厕，清理方式也从人工处理改用机械化抽车收集。在旱厕时代，人们会用刺鼻的福尔马林清洁公厕，对许多胡同老居民来说，这种呛鼻子的气味是一种集体记忆。

进入80年代，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铺开，加上要为1990年举办的亚运会作准备，北京部分地区开始建设高档次公厕。同一时间，国际上开始对公厕问题，以及其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。在国内，1987年，当时的建设环保部发布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标准，订立“适用、卫生、经济”的设计原则；按照人口密度划定公厕服务范围；同时推出I/II/III类建设标准，在对外开放游览点，需要建设I类厕所，亦即设置和管理要求较高的厕所。

也是在那时，独立式便器和厕位隔挡开始广泛应用，但如果厕所空间有限，如北京的胡同深处，则通常不设挡板。

90年代初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，公共活动日益频繁，但管理水平滞后，表现之一就是公厕数量不够，“高档次”的公厕又通常要收费，对公厕的诟病常见于国内外媒体报道。因此，国内城市相继推出公厕卫生标准，不过当中以苍蝇只数作为卫生情况评定标准的“限蝇令”曾因标准含糊、条件苛刻而引起争议。到了1994年前后，随着“首都公厕革命”的提出，北京又开始新一轮的公厕改造。

新世纪后，北京在2003年经历非典疫情，又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，公共卫生和大型国际活动成了改进厕所的主要推动力。“以人为本，符合文明、卫生、适用、方便、节水、防臭的原则”——人性化设计的要求被写在2005年版的建设标准中，并对无障碍设施作出详细规范。

最新的2016年版建设标准中，加入了“第三卫生间”的设置规范，即单独设置的无性别限定的大空间厕间，以方便有需求的人。

藏于城市布局中

一般来说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好，公共厕所就越多。横向比较国内城市，北京位属前列；纵向比较，北京市政公厕数量呈先升后降之势。市政管理委员会资料显示，1959年北京有市政公厕1049座，十年之后增至3000多座。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，北京市政部门所管理的公厕将近7000座，2000年以后维持在5000座左右的水平。

直观一点，也可以用每万人公厕数这个指标——北京市政公厕从1990年前的每万人10座，下降至2016年的每万人3座。厕所数目减少的原因有很多，公厕土地用途改变、其他厕所替代市政公厕等都有可能。

城市发展初期，公共厕所主要由市政部门建设和管理，而随着不同的社会、商业力量的加入，购物商场、餐厅、加油站等场所都会提供公厕，但此类公厕可能会对使用者有所甄别。

目前，北京有市政公厕5398座。而所有公厕加起来，就一共有14667座（2018年高德地图POI数据）。

14667座究竟够不够？根据住建部的相关规定，城镇里每2500至3000常住人口就要设置一座公共厕所。2017年，北京大约有2171万人，算下来需要配置公厕至少7200多座。从总数来看，是合格的。

但这一个数字，尚不能完全解答厕所够不够这道题，还需要加上空间维度去理解。很多时候，问题还是出在布局上。

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谭欣等人，基于互联网地图数据对厕所空间布局的研究：同样是比较常住人口和公厕数量，若以街道为分析尺度，会发现北京约两成（53个）街道的公厕数量达不到住建部标准，主要位于海淀和朝阳区。

公厕最紧缺的街道是永定路、北七家镇、常营、马连洼和燕园。但北京同时又有十分之一的街道厕所配置过多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资源浪费。

城市活动当然不会静止于某处。白天，人们总是往商业活动集中的繁华街道汇集。北京市公厕设置标准要求在主要商业路段公厕的间距应小于300米，还需要考虑到对早晚高峰的缓冲。这份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报告指出，北京范围内基于人群活动的公厕布局有待完善：

人流密集但公厕不足的地点，主要集中在五环内的中心城区：包括西长安街道、东花市街道、海淀街道、学院路街道、三里屯街道。也有少部分位于北京周边地区的中心街道：例如昌平区的城北街道，通州区的北苑街道、玉桥街道，大兴区的清源街道。

这些街道，住在北京的人听起来都耳熟，不是商业中心，就是快速城市化的地区。

用公厕的人

半个世纪以来，北京公厕政策经历四次较大的变化，也有人称之为四次“厕所革命”。但北京公厕服务尚难言完善，翻阅最近一年的媒体报道，厕所除了有前述分布问题，还存在臭味、环境脏乱差、设计不合理、资源浪费等缺陷。

诚然，北京公厕建设管理的标准经过几次迭代后，已有所细化和改进。但标准只能规范硬件，除了硬件，人的行为也很影响公厕的使用效率。

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（下称“创新中心”）副主任钟芳和团队，自2015年起开始将使用者放到系统中去理解，通过观察北京不同地方的公厕，找出人群分布和使用习惯，思考需求，以期将空间和设备改造得更理想。这些被忽视的日常，是他们的观察所得：

当真正了解使用者的习惯后，钟芳团队发现厕所升级不一定要大工程，也可以是增加扶手、饮水机之类的小改造。“但都一定要先以基本的卫生和便利作为条件，”钟芳补充道，起码要无臭味。

公厕里的矛盾

如果问北京最令人头疼的公厕都在哪里，要数城市中心、老城区的胡同里。在那里，公厕是公共场所，也是当地居民居所的延伸—囿于空间和管线分布紧张，北京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填平胡同大院里的户厕，多数居民没有私人厕所，只能使用尿盆和街道公厕。

老城区里，东城区是北京公厕密度最高的行政区。41.84平方公里的面积里，有市政公厕1339座，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7座厕所。然而，钟芳也指出，东城区是故宫、天安门、前门的所在地，现有公厕既要保证居民使用的便利度，也要应付游客的需要；同时，区内过半街区属于历史文化保护区，没太多空间建设新厕所。

据北京日报报道，东城区在2017年下半年启动了公厕改造项目，计划在两年内改造区内914座老旧公厕。创新中心受东城环卫委托，参与东城区公厕改造的设计部分。按计划，该区要在2018年底前改造300余座公厕。

8月的一个周五，正值暑假旅游旺季，故宫博物院东侧，南池子大街上游人如织。长安街上的游客拐进这道南北走向的街道后，如有需要，通常会使用最接近路口的、位于皇史宬档案馆西门旁边的临街公厕。

这天，创新中心的研究员夏南到此实地调研，正好赶上公厕中午使用高峰期。局促闷热的空间里，有人排队，有人洗手，有人忙于照料孩子，然后又匆匆离开。厕所管理员向夏南反映，“这真不是一般的地儿，客流量特别大，一天从早上6时一直忙到晚上10时。”

对于游客来说，这个空间再不舒适，也就是几分钟的事。但对于附近平房大院里的居民来说，这是他们的生活。

夏南带着设计方案，到附近院子里进行入户调研。当被问到公厕状况时，居民首先会回答“没问题”“挺好的”，追问之下，就会诉说得更清晰一点—做得好的是环卫管理员，但厕所还是会有些小问题，空间不够，人又太多；厕间扶手不足，不利于老人家使用。一个细心的阿姨，甚至能察觉到隔板材质并不防水，不利于清洁。

对此，钟芳如此理解：文化使然，人们往往避免谈及厕所，也甚少察觉到自己的需求，所以面对这些问题，会一时之间回答不上来。

一般要在访谈即将结束时，居民才会透露一些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。他们认为游客和“街道上一些人”的使用习惯不好，不顾卫生，破坏厕所环境，也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。

厕所问题从硬件的不足，演化成人群之间的矛盾。如此情况，十多年前早已有之。2005年北京宣武门一座位于工地旁的公厕，在门口贴上“不允许施工人员使用”，因涉及歧视而受到广泛批评，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。

研究厕所文化的人类学者周星，曾在研究论文中写道，媒体和公众对于公厕卫生状况的指责，通常指向使用者（城市的基层人群），认为后者欠缺“公德”，却较少指出管理方面的问题。由此，厕所问题成为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，往往容易成为人们歧视乡下人/外地人，以及城里人/本地人优越感建立的依据。

而作为设计师的夏南则认为，居民跟游客各有需求，难以同时顾及；临街公厕这个功能不单一的混合空间，变成一个矛盾激化的空间。

“游客没有一种在借用别人家的厕所的感觉，”一名参与调研的社区营造研究生观察到。由于游客只会在厕所里短暂停留，并不会参与厕所的维护，甚至默认厕所的脏是理所当然，要想改变游客的使用习惯，调和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矛盾，实非易事。

预计到今年冬天，这些厕所将改造完成，防滑地砖、扶手、保暖材料石墨烯等都会按需求加上，厕所硬件的改善，也许能为居民带来更多便利。不过，厕所那毫不张扬的调性，注定了它不会成为焦点。